服務群眾成時尚組織參与基層治理
前幾天，諸暨市越民生義工團負責人陳可英一下班，就打開諸暨市社會組織黨建雲系統，上傳了60多名兒童去諸暨馬劍“尋找非遺之旅”的活動資料。“越民生”能發展到今天並不容易，陳可英說，2013年成立初期，遇到義工流動性大、管理難、活動資金不足等一系列難題。“如果不是政府的幫扶和引導，或許我們團隊早就名存實亡了。”
和“越民生”一樣，紹興近兩萬家社會組織在參与基層社會治理過程中，同樣面臨過不少棘手問題，如管理培育不到位、碎片化效能低下、自我增能賦權能力不足等。
近年來，紹興市以創新發展“楓橋經驗”為引領，通過構建社會組織的活力體系、多元體系、紅色體系，推動社會組織打通服務群眾的“最後一公里”。“這些社會組織是群眾需要的，‘補位’基層公共服務供求缺口，合力推動形成‘政府治理和社會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的共建共治共享新格局。”紹興市民政局局長凌芳說。
“這裏牆面重新刷了，店面招牌也統一做了……”走在紹興市越城區高立社區的華濱路上，記者不由眼前一亮，以前兩旁店面房亂擺攤、沿街商戶佔道經營等現象嚴重，不僅存在安全隱患，還影響市容，如今都變好了。
原來，高立社區“五鄰社”聯合會收集了商戶房東信息，召開房東商議大會，成立了“沿街業主自治小組”。自治小組每周定期對店鋪門前衛生情況及經營亂象、安全隱患進行檢查，根據檢查結果每月設立“紅黑榜”，發流動紅旗並給予物質獎勵，連續3個月被列入“黑榜”的商戶，自治小組有權收回店鋪使用權。
住在高立社區濱江花園65歲的陸阿姨就是“沿街業主自治小組”的一員，自治小組成立后，華濱路店鋪外立面整改，熱心的陸阿姨一戶一戶上門做工作，將每一戶的整改資金“眾籌”起來。陸阿姨說：“我參加了唱歌、舞蹈、戲曲、調解等自治小組，業餘活動很豐富，退休后比上班時還要忙。”
“根據居民需要，我們社區成立了27個自治小組，包括沿街業主自治小組、秩序維護自治小組、公益宣傳自治小組、徐姐調解自治小組等，有300多位居民，其中經常參与活動的有100多人。”高立社區主任、書記徐愛意說，“這些小組都是居民自發成立並發展起來的，在社區治理中發揮着重要作用，也成了社區工作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華濱路的整改，如果沒有陸阿姨和沿街業主自治小組幫忙，不可能在幾天內就把所有商戶的費用收齊了。”
但這27個自治小組也讓徐愛意苦惱過：自治小組數量多、人數多，統一管理難，又沒有經費。“打一個比方，這些組織都發揮着作用，但幾乎都‘貧血’，沒有造血功能，不能發揮更大作用。”徐愛意說。
在紹興越城、柯橋、上虞、諸暨等地，社區組織遍地開花。其中越城區有100多個，外灘、高立、書聖故里等社區的基層組織多達20個以上。這些社會組織曾面臨同一難題：運作能力欠缺、資金人才缺乏、社會購買力幾乎為零……
針對社會組織的“貧血”狀態，紹興市通過“增能賦權”，激活組織內在生命力。“‘增能’，就是挖掘社會組織自身潛能的內在動因，‘賦權’，就是通過政府的授權與政策支持，提升社會組織服務能力，社會組織不僅需要‘輸血’更需要‘造血’。”凌芳說，“通過對社會組織統一管理、引進人才、公益創投等創新方式管理，這些組織開始釋放活力。”
“老師，這個單詞怎麼讀”……每天下午4時，紹興市柯橋區柯橋街道大渡鄰里中心的“三點半學堂”就熱鬧起來，20多個孩子在老師的指導下做作業、看書、畫畫等。
大渡社區有6000餘戶，30%的家庭有中小學生，孩子放學後去哪兒成了老大難問題，社區有跳舞隊、唱歌隊、調解室等組織，就是沒有現成的教學組織，怎麼解決？經過多方商討，社區決定依靠“外力”，引進安渡公益教育協會公益型社會組織，有效解決了“校外教養真空”問題，獲得居民一致好評。
“三點半學堂”解決了孩子託管問題，鄰里糾紛怎麼解決？老人們去哪裡休閑……
據了解，柯橋街道在大渡社區試點建立鄰里中心，通過創新政府購買服務方式，並委託社會組織介入項目運營。在運營中，柯橋街道探索出“三社聯動”社區發展新模式，使社區、社會組織和社工三者優勢互補、資源共享。中心不但設有社區服務中心，幫助居民辦理各類登記業務，還開設了圖書館、親子會館、物業之家、市民講堂等場所，居民們在社區內就可以享受到各種各樣的服務項目。
像柯橋大渡社區居民一樣，服務需求越來越多、服務質量要求越來越高，社區和原有的社會組織已經無法滿足。除了對已有的社區組織進行自主培養與孵化，“借用外力”也成為紹興推動社會組織參与基層社會治理的一大特點。紹興市目前已初步構建了門類齊全、層次多樣、覆蓋廣泛的社會組織體系：調解類社會組織，化解社會矛盾，展現“楓橋經驗”；公益類社會組織，承擔社會責任，弘揚“楓橋經驗”；文體類社會組織，豐富居民生活，拓展“楓橋經驗”……
諸暨市楓橋鎮試點村級社會組織標準化建設，將社會組織發展工作下沉一級，實行村級社會組織“5+X”標準化建設，“5”即引導各村成立鄉賢參事類、平安巡防類、鄉風文明類、580（諧音我幫你）志願服務類、鄰里糾紛調解類五大類村級社會組織，“X”即因村而異成立若干個性化社會組織，並分別制定標準章程。“5+X”標準化建設推進以來，改變了以往村級社會組織發展不平衡、運作不規範、力量不集中等問題。
合力形成多元主體治理格局，實現基層社會治理從“政府單一主體”向“多主體開放聯動”轉變，社會組織可以大有作為。針對紹興市情因地制宜，一個個功能型品牌社會組織不斷湧現。位於柯橋區的“阿凡提工作室”是浙江省首個少數民族矛盾糾紛人民調解工作室。該工作室自成立以來，已成功調解維吾爾族和其他居民的各類糾紛10餘起，促進少數民族积極融入社區活動當中，成為調解類社會組織的一個典型。在上虞區等地，鄉賢組織參与基層治理的例子數不勝數，“鄉賢老娘舅”、鄉賢法律援助等一批社會組織興起，為紹興市收集社情民意、化解基層矛盾貢獻力量。
“餡放多一些……”秋日陽光透進特殊教育學校的食堂，落在孩子們小心翼翼包餃子的手指上……諸暨一米陽光志願者服務協會的會員拍下了這溫暖一幕，然後共享到諸暨黨建雲平台。“一米陽光”負責人宣學軍告訴記者，協會是公益組織，他也是一名黨員，除了醫院的工作，他也想發揮黨員的作用。協會黨支部在2017年10月建立，雖然只有6名黨員，但在大大小小的志願者活動中，協會都要求黨員主動亮明身份並帶頭參加，這激發了大家參与公益活動的积極性。每次活動結束后，大家還把內容上傳到諸暨黨建雲平台。截至11月12日，“一米陽光”的組織力指數達到了91.92高分。
諸暨有註冊和備案的社會組織共3288家，這些大大小小的組織參差不齊，人數最多的超過14萬，小的組織只有3人。怎麼讓這些組織健康發展並更好地發揮組織中黨員的先鋒模範作用？“通過加強黨的領導，把黨組織的服務管理觸角延伸到基層社會治理的各個末梢，引領社會組織更好地發揮作用。”凌芳表示。去年以來，紹興市全面要求社會組織在章程中增加黨的建設內容，全市社會組織黨的組織已實現“應建盡建”，覆蓋率達100%。
兩年前，諸暨市委組織部聯合諸暨市民政局探索建立了一套社會組織組織力指數動態評價機制，並搭建社會組織黨建雲大數據平台。通過大數據的監控，加強社會組織黨建引領，建立活躍度、規範化、覆蓋率、影響力4個維度的標準化評價體系，引導社會組織健康發展。社會組織發展自此有了“標準”，黨員帶頭作用凸顯。
“有了評分標準，就有了合格和優秀。政府在公益創投上，向組織力指數表現好的社會組織傾斜。對於表現不佳的，我們進行清退。”諸暨市民政局社會組織管理科負責人宣超介紹，今年諸暨市民政局根據組織力指數評價，直接清退了100多家未參与到基層社會治理中來或沒有達到規範化管理的社會組織。而表現優秀的“一米陽光”等多個項目拿到了政府的公益創投。同時，因為黨員先鋒模範作用凸顯，群眾參与的积極性更高了，特別是在一些公益組織活動上表現明顯，每年參与人數都在成倍上升,一些受益群體也积極投入到社會組織中，回饋社會。
“這裡有冬衣100件”“手套50雙”……前段時間，諸暨店口的義工們忙壞了，店口10多所學校的孩子一起獻愛心，孩子們把自己穿不着的衣服等物品帶到學校，捐獻給甘肅、西藏等地的孩子。負責人陳紀梁告訴我們，店口義工團隊有20多名黨員，一開始只有40多名義工，現在發展到註冊人員達129名。
“我們每個月都定期組織義工活動，協會後來相繼開展了慰問孤寡老人、濟困助殘、結對助學等一系列愛心活動。特別是暑假‘小候鳥’夏令營，辦了5屆，有400多名外來務工者子女受益，這些子女的父母在空餘時間來參加我們的活動，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學校的學生在老師和家長的引導下，也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這次冬季捐衣活動就有上萬名學生參加。”陳紀梁說，店口義工現在不僅幫助店口的弱勢群體，同時也參与了不少全省甚至全國的愛心活動。“大愛無界，我希望把店口的愛擴散到全省甚至全國。”陳紀梁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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